作者／黄进发专栏 Jun 23, 2010 07:04:11 pm 【匈奴未灭／黄进发专栏】蔡添强咬警案引发了两种奇怪的现象：第一、国阵民联双方都不想补选；第二、高庭法官的乌龙判刑竟然出现国阵议长、选委会都不想宣判蔡添强失去议席、反而行动党从林吉祥、卡巴星到林冠英都急着表态，认定蔡添强已经不能再当议员。第一个现象不难解释：民联不想折损蔡添强五年，国阵则不想出现“许子根不出线则丢脸，出线就阵亡”的两难。第二个现象则更加耐人寻味：为什么行动党急于表示补选势在必行，甚至建议上阵人选？一个说法是出于行动党与公正党华人派系特别是蔡添强的竞争关系。许国伟就列举鲁乃补选两党抢着出线时，蔡添强藉辞职逼使替阵高层改变决定的旧怨。杨凯斌更指出，在蔡添强应不应该失去议席的问题上，重点不是法律，是正义。后者是很重要的命题，需要厘清。蔡添强咬警案明显是冤案，蔡添强不应该失去国会议席，这两者大概都是民主力量的共识，至少没有人会在台面上反对。那么，在这个“人治”的共识基础上，是不是每个人就应该因此支持法官对本身判决的解释？可否仅奢谈法律？认定蔡添强已经失去议席的，不只林吉祥和卡巴星，还包括杨映波、汤米汤姆斯等法律界名宿。这两位不但是民主派，而且显然和蔡添强也没有明显的私怨或者党际竞争。换句话说，认定蔡添强失去议席，完全可能像卡巴星所宣称的是对法律的诠释。这就出现两个问题：第一、在马来西亚民主化的当下语境中，我们有仅谈法律原则的奢侈条件吗？第二、在蔡添强案上采取认可现有法律（罚款超过2000元则失去议员资格）的立场，是不是代表我们对恶法（让议员可以被当权者任意取消资格）的妥协？第一个问题在现实中的“奢侈”性现在看起来不大，因为法官摆明立场不想补选，“刚好”也吻合国阵意愿。现在蔡添强上诉的结果是，上诉庭大概很可能会减刑，让蔡添强避开被吊销资格的命运。换句话说，法官的“乌龙”判决可以在民主化不用付出代价下得到纠正，而不是成为又一个前例。然而，如果现实语境不是如此，如果国阵希望看到补选，而法官是出于维护民主（不让民选议员轻易失去资格）而不是重视财政（避免补选劳民伤财）的角度做出了乌龙判决，而上诉庭极可能确保添强必然丢职，那么杨映波和汤米汤姆斯等人是不是还应该根据他们的法律认识发言？择“法”固执？这让我们来到第二个问题。认定蔡添强根据判决应该丢职的法律认识，是不是保守的法律观点？用杨凯斌的说法来说，重点是在正义，而非法律。易言之，既然法律不义，我们何苦拘泥于法律？他并举了卡巴星对街头示威的负面看法，认为议员应该为了避免失去资格而避免示威。杨凯斌进而论证，如果国会议员尚且没有（进发补：或者不去争取）自由，那么一般百姓岂非更惨？卡巴星有他理来情无存的一面，在苏丹能否干政和改变政权是否可以通过议员跳槽进行上，他都从本身原则出发，发表了伤害所属政党利益（至少短期）的看法。他的特立独行，几乎是民联唯一一人。如果我们希望议员都是一切以政治考量、政党利益挂帅，那么卡巴星的确是非常负面的典范，完全可以视之为独行侠，甚至是民联版的朱基菲里诺丁。原则上，有原则的人当然不必然是有原则的择善固执，也可以是有原则的顽冥不灵或者保守反动。在示威的问题上，卡巴星的确非常保守，如果政治人物都如此保守，那么，2007年的三场大示威都不会发生。就这一点而言，卡巴星的识见远不如比他资浅的蔡添强。勿无限上纲蔑视法律言归正传，恶法应不应该被遵守？窃以为，我们没有全面质疑法律体制的条件，不然，象安华的肛交案，其实就不用接受审讯，直接诉诸人民法官就好。不遵守恶法并愿意付出法律代价，以此突出法律的荒谬，正是公民不合作运动宏旨所在。拒绝申请集会准证，以便彰显集会自由便是一例。然而，这不能被无限上纲地合理化对所有法律的反抗或蔑视，否则国家在民主化之前便已陷入价值混乱。现在法官把“不少于（not less than）2000元”定义为“2000元以上”（>2000）而不是“2000元或以上”(≥2000)，就算我们找到前例把“不少于5000元”定义为“5000.10元起算”，这样的判例应该被视为挑战或者破坏恶法的范例吗？就算以后马来西亚法官都把“不少于X”解释成“X以上”，全世界的数学课本还是会解释成：“X或以上”。我们要怎么自处？坚持马来西亚法庭是不同于自然世界的世界吗？或许，问题不是法律，也不是正义，而是数学。而在马来西亚民主化的当前语境中，有一些争论是好的，因为它会减少许多不必要的政治正确。仅以此与民主工作的同道们商榷。黄进发是英国艾塞克斯大学比较民主化博士候选人，现任私立大学讲师、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主席。
發表於 2010-6-23 11:2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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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现象不难解释：民联不想折损蔡添强五年，国阵则不想出现“许子根不出线则丢脸，出线就阵亡”的两难。第二个现象则更加耐人寻味：为什么行动党急于表示补选势在必行，甚至建议上阵人选？一个说法是出于行动党与公正党华人派系特别是蔡添强的竞争关系。许国伟就列举鲁乃补选两党抢着出线时，蔡添强藉辞职逼使替阵高层改变决定的旧怨。杨凯斌更指出，在蔡添强应不应该失去议席的问题上，重点不是法律，是正义。后者是很重要的命题，需要厘清。蔡添强咬警案明显是冤案，蔡添强不应该失去国会议席，这两者大概都是民主力量的共识，至少没有人会在台面上反对。那么，在这个“人治”的共识基础上，是不是每个人就应该因此支持法官对本身判决的解释？可否仅奢谈法律？认定蔡添强已经失去议席的，不只林吉祥和卡巴星，还包括杨映波、汤米汤姆斯等法律界名宿。这两位不但是民主派，而且显然和蔡添强也没有明显的私怨或者党际竞争。换句话说，认定蔡添强失去议席，完全可能像卡巴星所宣称的是对法律的诠释。
这就出现两个问题：第一、在马来西亚民主化的当下语境中，我们有仅谈法律原则的奢侈条件吗？第二、在蔡添强案上采取认可现有法律（罚款超过2000元则失去议员资格）的立场，是不是代表我们对恶法（让议员可以被当权者任意取消资格）的妥协？第一个问题在现实中的“奢侈”性现在看起来不大，因为法官摆明立场不想补选，“刚好”也吻合国阵意愿。现在蔡添强上诉的结果是，上诉庭大概很可能会减刑，让蔡添强避开被吊销资格的命运。换句话说，法官的“乌龙”判决可以在民主化不用付出代价下得到纠正，而不是成为又一个前例。然而，如果现实语境不是如此，如果国阵希望看到补选，而法官是出于维护民主（不让民选议员轻易失去资格）而不是重视财政（避免补选劳民伤财）的角度做出了乌龙判决，而上诉庭极可能确保添强必然丢职，那么杨映波和汤米汤姆斯等人是不是还应该根据他们的法律认识发言？择“法”固执？这让我们来到第二个问题。认定蔡添强根据判决应该丢职的法律认识，是不是保守的法律观点？用杨凯斌的说法来说，重点是在正义，而非法律。易言之，既然法律不义，我们何苦拘泥于法律？他并举了卡巴星对街头示威的负面看法，认为议员应该为了避免失去资格而避免示威。杨凯斌进而论证，如果国会议员尚且没有（进发补：或者不去争取）自由，那么一般百姓岂非更惨？
卡巴星有他理来情无存的一面，在苏丹能否干政和改变政权是否可以通过议员跳槽进行上，他都从本身原则出发，发表了伤害所属政党利益（至少短期）的看法。他的特立独行，几乎是民联唯一一人。如果我们希望议员都是一切以政治考量、政党利益挂帅，那么卡巴星的确是非常负面的典范，完全可以视之为独行侠，甚至是民联版的朱基菲里诺丁。原则上，有原则的人当然不必然是有原则的择善固执，也可以是有原则的顽冥不灵或者保守反动。在示威的问题上，卡巴星的确非常保守，如果政治人物都如此保守，那么，2007年的三场大示威都不会发生。就这一点而言，卡巴星的识见远不如比他资浅的蔡添强。勿无限上纲蔑视法律言归正传，恶法应不应该被遵守？窃以为，我们没有全面质疑法律体制的条件，不然，象安华的肛交案，其实就不用接受审讯，直接诉诸人民法官就好。
不遵守恶法并愿意付出法律代价，以此突出法律的荒谬，正是公民不合作运动宏旨所在。拒绝申请集会准证，以便彰显集会自由便是一例。然而，这不能被无限上纲地合理化对所有法律的反抗或蔑视，否则国家在民主化之前便已陷入价值混乱。现在法官把“不少于（not less than）2000元”定义为“2000元以上”（>2000）而不是“2000元或以上”(≥2000)，就算我们找到前例把“不少于5000元”定义为“5000.10元起算”，这样的判例应该被视为挑战或者破坏恶法的范例吗？就算以后马来西亚法官都把“不少于X”解释成“X以上”，全世界的数学课本还是会解释成：“X或以上”。我们要怎么自处？坚持马来西亚法庭是不同于自然世界的世界吗？或许，问题不是法律，也不是正义，而是数学。而在马来西亚民主化的当前语境中，有一些争论是好的，因为它会减少许多不必要的政治正确。仅以此与民主工作的同道们商榷。
黄进发是英国艾塞克斯大学比较民主化博士候选人，现任私立大学讲师、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主席。 
